城市白领为何“主动”加班？

▲图/卢俊杰

“工作与生活的关系可能已经出现了问题。上一代人可能没有‘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意识，但现在大家越来越注重私人生活领域，这恰恰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事物。”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王家伟

编辑/周建平

彭欣艳，博士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博士，2022年出版了一本新书，题为《当代中国的白领女性：我们一直在工作》（Women in China: “We’ve”）。 这是她博士论文的题目，论文以上海两家公司的白领女性为研究对象。 在书中，她采访了三十多位都市白领，试图探讨加班文化如何渗透到职场之外。

这几年，从“996”到内卷，从平躺到“相当”……关于工作的讨论层出不穷。 但是，工作就一定只是痛苦吗？ 加班真的不是员工想要的吗？ 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能否清晰界定？

在彭心妍的观察中，“大家面临的现状不是要不要加班，而是我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工作所具有的生活形态，但我需要一个不完全被工作占据的空间。” ”。

▲《当代中国白领女性：我们一直在工作》

我们十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在一家咖啡馆见面。 采访前，彭心妍刚刚和学术同事们打完视频通话，他们对学术工作“一天到晚都有假期”感叹不已。 弗吉尼亚大学毕业后，她在国内一所大学工作。 此后，每次回家，父母都叮嘱我不要偷懒，要努力。

在写新书的过程中，她多次想起了母亲。 上小学时，她经常忘记把作业本带到学校。 当她给母亲打电话时，她总是被告知：“你影响了我的工作。” 日后回想起这一幕，她对妈妈说：“工作对你来说很重要。”

与博士论文相比，新书增加了大量历史文献。 自20世纪50年代“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响起以来，妇女就被号召走出家门，参加社会生产和劳动。 时代在前进，彭欣艳相信，这一独特的历史遗产已经被中国女性继承和延续。 然而，与过去的历史传统不同，当前女性在私人和公共领域的双重劳动是非常个人化的。

新书写完后，她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这些“既要拥有好工作又要维持好家庭”的女性就没有反抗过吗？

“确实，每个人都会自嘲，‘做女人真难’，但她们不会抗拒现在的生活状态，她们确实从中感受到了其他的东西。比如，虽然她们在工作后很努力地锻炼自己的核心肌肉。加班、训练、但运动也为他们提供了第三个相互联系的空间，在其中挥汗如雨，分享彼此的近况。田野工作中接触到的记者（人类学家）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当地文化，进入世界各地的当地人）告诉我，身体和情感之间的联系比我减掉了多少体重更重要。这些不能直接从家庭和工作中获得。” 她说：“我想写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以下为《南方人物周刊》与彭欣妍的对话。

▲彭欣艳

我们需要一个不完全被工作占据的空间

南方人物周刊：请谈谈您的研究起源。 为什么要研究城市白领的工作？

彭欣妍：我首先对工作这个话题感兴趣。 2017年至2018年，我在上海进行实地工作，在一家设计师品牌时装公司和一家化妆品相关的外资公司实习。 我最初的研究课题是关于白领之间的友谊。 与他们相处时，很多人都好奇他们的工作环境这么单调，工作时间又这么长。 日复一日的学习有什么用呢？ 相反，我对这种看似单调的事情很感兴趣。 恰巧我实习的两家公司都属于为女性服务的消费行业，女性员工占大多数，所以我想写一本纯粹的女性民族志。 我的记者大多数年龄在25岁到35岁之间。一方面，我和他们相处是因为研究问题。 另一方面，他们充满了生活智慧和韧性，这对我来说非常鼓舞。

南方人物周刊：自“996”以来，近年来，人们对工作的话题讨论得越来越多。

彭欣妍：我在现场工作的两年里，中国的加班现象相当严重，有很多抱怨和讨论。 随后，随着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出台（记者注：2021年，最高法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加班典型案例，明确了“工作时间为上午9点至上午9点”的内容）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严重违反了法律关于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规定，应视为无效），而大家也越来越开始思考这一现象。 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工作对生活的影响以及工作与生活的界限。 其实大家现在面临的情况不是要不要加班，而是我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工作对我生活的塑造，但我需要一个不完全被工作占据的空间。

南方人物周刊：您如何定义加班？

彭欣妍：我工作过的两家公司都要求每天工作八小时。 虽然通常下午6点下班，但如果领导不走，同事们也不敢公开离开。 这就是图像管理。

加班的定义非常复杂。 例如，对于营销服务、咨询等行业的人员来说，甲方给他们分配任务时往往已经很晚了。 或者，当他们接到更大规模的项目时，在有限的预算下，工作时间和工作量必须加倍。 还有一些人远程办公，下班后经常需要处理单位的消息、维护客户关系。

与性别有关的一点是：我曾经遇到过一位职业母亲。 由于她的工作任务比较重，白天还要接送孩子，晚上她就得回到办公室加班。 有些刚生完孩子的妈妈需要每两个小时吸一次奶。 他们担心老板会怀疑他们工作不认真，所以他们会更加努力地工作以表明他们在认真工作。 然而，他们并不是简单地被迫加班，其中也流淌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系副教授 Nana Okura Gagné 研究日本“上班族”。 2018年我去拜访过她，她说很多事情没那么简单。 日本企业的加班现象不仅仅是日本管理的必然结果。 日本人不愿意给别人带来麻烦还有文化因素。 虽然现在中国有明确的要求，但是加班现象就一定会消失吗？ 例如，学者、记者等岗位虽然没有时间要求，但由于工作性质，他们的工作时间可能会很长。 而且，疫情过后，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变得更加灵活、灵活，工作时间也无形中延长了。 这些很难用机制来解释清楚。

中国女性劳动力的历史惯性

南方人物周刊：当你把博士论文改写成书的时候，你的想法有什么改变吗？

彭欣妍：博士论文答辩后，我对文章对中国职业女性的探讨不够深入感到非常不满。 在将论文写成书的过程中，我翻阅了近20年的《妇女研究丛书》，也补充了一些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历史文献。 我非常喜欢盖尔的《记忆的性别》。 它描绘了许多具体的场景。 比如，白天在田间作坊工作的妇女，晚上回到家后，会继续在昏暗的灯光下帮孩子织毛衣、做鞋。 事实上，女性工作和家庭参与度的波动是中国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 波动不仅仅发生在中国。 日本学者还指出，在不依赖移民的日本社会，为了提振日本经济，前首相安倍晋三极力鼓励女性参与就业。

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我在现场遇到的女记者都强调，女性应该去工作。 这不仅来自于现实的经济考虑，也来自于历史的惯性。 一名记者一直工作到生产前几天，拒绝休产假。 她认为这是女性的天职。 中国妇女继承了独特的历史遗产——她们不仅是工人，而且是母亲和妻子，在个人和公共的双重领域中从事生产和再生产劳动。 这与现在一些精英女性想要事业成功、家庭幸福的逻辑不同。

南方人物周刊：一些职业妈妈外出打工，可能要承担大量的育儿费用。 在你的领域人们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彭欣艳：上海的托儿费用非常高。 我在现场遇到的记者都是双职工家庭，隔代养育很常见，长辈过来帮忙带孩子。

近年来，关于生育和育儿劳动社会化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育儿不仅仅是女性的工作，社会对男性的参与也抱有很高的期望。 2021年，日本修订《育儿和护理休假法（修正案）》，延长男性“陪产假”，引发热议。

当工作思维进入生活

南方人物周刊：书中一个有趣的观点是，白领女性将在工作中学到的思维运用到个人生活中。

彭心妍：我刚进第二家公司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上班族妈妈正好加班到凌晨四点，我听说后很震惊。 她解释说，因为孩子生病了，白天要照顾，所以晚上就得回公司加班。 在她看来，这样的工作时间并没有什么问题。 她说，我想给孩子树立榜样，让他知道妈妈很辛苦。

书中还有一个例子：一名记者是公司里为数不多的达到管理层的女性之一。 她的工作时间比较稳定，但也很长。 她说，在生孩子之前，她有时甚至会熬夜完成一些工作，但生完孩子后，她就基本不再这样做了。 有一次我去她家吃饭，她的孩子作业没有完成。 她开始跟他讲道理，说：“二年级的语文很难，但我妈妈做项目的时候也遇到过很困难的时候，当时没有人帮助我”。 当她说出这些真相时，她非常兴奋，希望能够说服孩子们克服困难。 这句话和她在公司会议上说的一模一样，我立刻就想到了我们开会时的场景。 孩子听完后若有所思地回到房间，但我认为他没有听懂。

人类学著作《清算》中提到，华尔街分析师在“加班”和“努力工作”之间进行了话语交流。 投资银行家认为，努力工作是一种道德要求。 如果你懒惰，你就不配拥有财富。 当然，我们可以质疑他们的巨额工资是否真的是通过努力工作获得的，但至少大多数人相信努力工作是获得收入的根本途径。 同时，勤奋和加班是划等号的，一个人的勤奋程度等于他工作的小时数。 印象管理还体现在《清算》中：有些人的工作时间消耗在了不增加价值的事情上。

▲人类学著作《清算》中提到，华尔街分析师在“加班”和“努力工作”之间进行了话语交流。 投资银行家认为，努力工作是一种道德要求。

我在第一家公司实习的时候，公司有十几个人，其中一半是上海本地人。 我的老板曾经对我感叹：他们不用买房，也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 如果他们想早点下班，他们就会减少承担的项目。 但对于外地的年轻人来说，这并不容易。 如果他们想在上海生活，就必须面对买房的压力。 我会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接更多的项目来赚钱。 同时他也强调，公司在晋升时会优先考虑那些愿意承担更多工作的人。 事实上，老板也曾说过这样的话。 一方面，他觉得加班是出于需求，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这是工作道德。

南方人物周刊：愿意加班就等于一个人是否努力。 员工如何内化这一逻辑？

彭欣艳：一方面可以说这是内化。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工作给女性个体带来的价值感。 有些女性宁愿晚上留在办公室加班也不愿回家。 为什么？ 她回家后可能要面对不整洁的环境，丈夫可能会觉得她太唠叨，或者公婆可能会觉得她有太多的事情要照顾孩子。 她在职场得到的认可在家里可能得不到，所以有些女性等到孩子睡着了才回到公司加班。 这恰好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着吃力不讨好的角色。

南方人物周刊：经常加班的人最后能升职吗？

彭欣妍：我在第二家公司实习的时候，正好经历了一轮工作变动。 确实，工作时间长、对公司有贡献的人升职得很快。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公平的。 那时“滚”尚未流行。 公司里有一个人，家境比较富裕。 他每天6点准时下班，吃吃喝喝过着安逸的生活。 最终，公司内部的重要项目都没有落在他的身上。

南方人物周刊：有没有不成功的案例？

彭欣妍：职场妈妈生孩子之前，在公司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员工。 她生孩子那年拿到的年终奖还不到生孩子之前的十分之一。 在她生孩子的时候，公司正好在调整一些岗位。 当她重返工作岗位时，原来的实习生成了她的主管。 后来她换了部门，由于工作能力很强，她也逐渐变得越来越优秀。 或许这和她的性格也有关系。 她以非常积极的态度讲述了这一切。 她说，虽然很遗憾，但至少我花了很多时间陪伴孩子。 其实产假期间，她很想回去工作一段时间，但她发现，家里的长辈帮忙照顾时，孩子的性格发生了些许变化。 她觉得这不可能，她还是要多花点时间陪伴孩子。 因此，她并不完全把工作当成自己的权威，也不把工作合理化。 总的来说，她以非常积极的态度看待这件事。

南方人物周刊：听起来很累。 似乎女性本身就有无数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资质和努力。

彭欣艳：我的博士论文审稿老师也评价我的论文读完后很累。 他们对书中一个女人的故事感到震惊，我们暂且称她为K吧。K在家里建立了一个表点系统，用来计算她丈夫和她自己参与家务和育儿活动的情况。 她和丈夫多次表示这不是比赛，但丈夫因出差经常无法参加劳动，被迫得分很低。 为了照顾丈夫的情绪，她不得不安慰丈夫，调整积分制度。 K将职场中的经济理性分析运用到了家庭中，但在幕后他却投入了大量的感性劳动。

书中一位记者说服自己加班，是为了以后过上好的生活。 这背后的逻辑有点像学者项飚提到的“工作洞”的概念。 每个人都在超负荷工作，为了走出困境，过上更好的生活。 目标相对简单。 但在你的书中，你质疑“工作漏洞”的适用性。

当一份工作占据了我们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时，我们很难说服自己只是想从困境中爬出来。 我认为工作给个人带来的变化以及工作场所发生的事情应该更广泛地认真讨论，因为它确实给个人带来了一些东西。

“工作与生活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南方人物周刊：听说你们这学期开设了与工作相关的选修课。 学生的实际反馈如何？

彭欣妍：之前，我让学生读詹姆斯·苏兹曼的著作《深度，从石器时代到时代》。 中文版的标题是《工作的意义》。 一位学生问，如果我们工作不只是为了赚钱，那我们为什么要考虑这么多意义呢？ 我曾经听过项彪老师的讲座。 他说，很多时候人们之所以如此焦虑和困惑，是因为他们太渴望找到自己此刻正在做的事情的意义。 我想知道，意义的讨论有时会限制我们吗？

很多学生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你很难让他们详细谈论工作问题。 我的朋友袁长庚正在理想中观看有关工作的节目。 他在文中提到，一些上班族追求灵魂与身体的分离，希望自己能像机器人一样完成工作，等到下班后才能做真实的自己。 。 我们发现这不太可能，因为工作自我和非工作自我通常很难完全区分。 在最近的一堂课上，我和学生们一起读了大卫·格雷伯的《无意义的工作》。 书中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人的工作是一种“少花钱多赚钱”的工作。 他出差了，只是玩玩，但他觉得工作不用脑子，很痛苦，所以他最终决定辞职。 我在上这门课的时候，其实很困惑，如何以一种不批判、消极的方式去讨论，才不会让大家不想工作。

南方人物周刊：您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

彭欣妍：前几天我们学院领导劝我不要太辛苦。 在找到工作之前，我必须先有自己的生活。 我对这个建议很感动，但另一方面，我很好奇拥有生活意味着什么？ 以学术工作为例，我身边的大多数同事早已习惯了“终日休假、常年休假”的日常生活。

事实上，2019年我第一次回国工作时，我曾试图将两者分开，但很快就失败了。 但一个明显的变化是，2020年疫情爆发后，上课、会议全部转向网上，学校为了照顾带孩子的老师，不得不安排晚上开会。 当时我明显的感觉就是工作时间被拉长了，经常要到晚上8点就醒了。 但后来我反思，我试图明确界定工作和生活的界限，是否表明我拥有某些“特权”（）？ 我没有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也不必照顾老人，所以可以相对自由地控制自己的工作时间，但对于有孩子的老师来说，他们的选择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

南方人物周刊：平衡工作与生活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我的一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高年级学生。 在北欧，同事经常告诉他们要休息，不要工作太久。 我想知道你的失败尝试是否与我们普遍的“工作狂”环境有关？

彭欣妍：每次回家，父母常常劝我还是个职场新手，要多积累，多努力。 我觉得工作和生活的关系可能出现了问题。 当上一代人还是职场新手时，他们可能还没有“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意识，但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私人生活领域。 当我们的经济能力足以养家糊口时，我们就开始考虑如何让我们的家更温馨。 这确实是一件好事。

自从我进入这个领域以来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了。 不幸的是，我与许多记者失去了联系。 当时，大家对职业稳定性抱有怀疑，认为职业流动和转型是促进个人职业发展的唯一途径。 但疫情发生三年来，一个显着的变化是，人们倾向于在体制内的国企、事业单位工作，即使工资相对较低。 这不仅意味着经济上的稳定，也意味着人际关系上的稳定——交往的人都比较固定，大家不会互相用“假名”。 这有点像我父母那一代工作环境的延续吧？